天津人喜欢吃螃蟹，尤其喜欢渤海湾出产的大梭子蟹。天津话管螃蟹叫“螃开”，实话说，那个“开”字不知道应该是哪个字儿，我只是依音填字，无法细究。小时候，螃蟹便宜，常常能解个馋，后来就很少见到了。
或许正因为与螃蟹的美味隔绝日久，忽然重逢就会“惊艳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最难忘的一次“螃蟹宴”，发生在1984年5月，那是在我与妻子李瑾蜜月旅行中。行至北戴河，我俩听从当地友人建议，天还没亮就跑去海边看日出，结果天不作美，云遮雾罩。我们在海边闲逛，只见不远处恰有渔船归航，众人都向码头方向走去。我们也凑个热闹。看着并不远，但走半天才到。渔船上的人已解缆离去，只有一个渔民还在码头上立着吆喝:“就这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便宜啦！”近前一看，网子里一只硕大的螃蟹，挣扎着要破网而出。旁边的人嘟囔着，太贵，纷纷离去。我怯生生地问:“这大螃蟹，多少钱？”对方答:“12块，3块钱一斤，这个有4斤多，多少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螃蟹了。”我暗自一惊。要知道，我当时每月工资只有36元。虽说馋，虽说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，虽说是当着新婚妻子的面，我还是摇摇头:“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”我们正要离开，鱼贩高喊一声:“10块，要不要？”不想李瑾一把拉住了我，回身上前，干脆地说:“我要了！”
返程，我拎着沉甸甸的网袋，不时能感受到那蟹在蠢蠢欲动。我对李瑾说:“你真疯了，一只螃蟹10块钱。”李瑾说:“其实我也心疼，你没见我犹豫了半天。可他一喊，倒让我想起一句天津人的老话:‘当吃海货，不算不会过’。咱这好歹也不算去当铺。得，大喜日子，一辈子就一次！”
坐上公交车，我俩才蓦然想到，如何“对付”这个大家伙？毕竟是住店，不能开伙。倒是李瑾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回到招待所，天刚刚大亮。李瑾径直摸到人家厨房，两个大师傅正在给住客准备早餐。她笑嘻嘻地进去搭讪。可巧，其中一位师傅知道有一对新婚夫妇住进来了，李瑾顺势拿出喜糖，分给师傅们。气氛一下子融洽了。
李瑾本只想借用人家的炊具，把螃蟹搞熟就行。可热情的师傅说，不用你动手，鼓捣螃蟹我们在行。我们问，这种鲜活的螃蟹，怎么做最好？两个师傅异口同声:“清蒸！”就依师傅！他们叫我们先回房歇息，等螃蟹蒸好了，直接送到房间。
螃蟹很快就送上楼来，师傅直接把笼屉搬上来了，解释说，螃蟹太大，盘子装不下，笼屉也摆不舒坦，索性把它一分为二了，好熟也好吃。这么大个的螃蟹，他们当地人也很少见到，上锅还动弹，太新鲜了。
跑了一早晨，我俩也饿了，直接上手尝鲜。蟹黄肥满，蟹肉爽嫩，鲜味溢满房间。师傅送上来的，还有一大碗清汤，说是用蒸蟹漏到锅里的汤汁加工而成的:加一把白萝卜丝，撒了一点芫荽。原汁原味，鲜美无比。我俩使劲吃也只吃掉半只螃蟹，倒把清汤喝得一滴不剩。这个“蟹汤大法”李瑾一下子就学会了，沿用至今。
吃剩的半只蟹，我们又端回厨房，麻烦师傅放进冰柜。师傅说:“我估摸着你们吃不了，已经腾出放熟食的地方了。”
那天，我们走马观花看了哪些景点，现在已完全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惦记着那半只螃蟹。那天，李瑾拉着我跑了几家大商场，只为寻找一种名叫“状元红”的酒。她说:“你好不容易得了个‘头名状元’，还没顾上庆贺一下。”不是她提起，我还真忘了。就在几个月前，我参加了全国新闻系统不具备规定学历的编辑记者的业务统考，竟考了全国第一。我对此并没太当回事儿。难得的是，她还记得，非要寻一杯名实相符的“状元红”不可。
从厨房取回那半只螃蟹，举杯对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意犹未尽，移步于阳台之上，披衣而坐，絮语绵绵。此刻，夜阑人静，星斗满天，远处涛声，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海腥味儿。我和李瑾各自抓着一把螃蟹腿儿，品着美酒，继续着“螃蟹宴”的余绪……
仿若一瞬间，四十年过去了。我们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吃过无数次“螃蟹宴”，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只大螃蟹的味道了——此之谓“绝品”！
